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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面秀心】從「人」管控到共情之「仁」管

【仁面秀心】從「人」管控到共情之「仁」管

以效率與功利著稱的香港商業都會,「仁」似乎是一種奢侈品。然而,深諳管理之道的管理者實踐證明,仁心非但不是效率的障礙,反而是組織持續成長的根基。

仁者愛人:從管控到共情
在當年疫情間,某金融機構主管明白團隊的實際困境,推行「目標導向」的彈性工作制,並撥出專項基金支持員工家庭所需。結果出乎意料團隊凝聚力不降反升,業績在逆市中創下新高。當管理者將團隊成員視為完整的「人」,而非工作的「工具」,反而能激發最深層的創造力。

修己安人:領導者的內在修煉
當然要好好實踐以「仁」為本,實始於管理者的自我修煉。某跨國銀行香港分行主管每日晨起必靜心半小時,梳理當日的心境。這種「修己」的功夫,讓他在繁忙的金融環境中保持平和,成為團隊穩定的力量源泉。他的辦公桌上永遠放著團隊成員的家人照片,尤如像家人;這些細節背後,是「己欲立而立人」的仁者胸懷。

仁智相通:管理的平衡藝術
「仁」,看上去好似沒有原則,實際應是一平衡藝術。香港某家族第三代傳人在推動數字化轉型時,面對老臣子的不適應,他在變革過程堅持既定方向,又設計個人化的轉型路徑。這種既講原則又具溫度的處事方式,正是仁心與智慧結合的平衡點。

仁以聚力:超越契約的忠誠
有位前輩明言合約可以約束人的身體,唯有仁心才可贏得人的心靈。坦誠溝通,共同規劃公司的計劃,這種以誠相待的仁心,才可令員工發自內心的追隨。

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仁心領導實為香港企業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在追求效率的同時不失溫度,在強調績效的同時保有關懷。這不僅是管理者的智慧,更是對企業、對員工、對這座城市的深情厚誼。當管理者以仁心為根基,所有的管理技巧與方法才能真正發揮效用,組織才能在變化中保持韌性,在挑戰中持續成長。執筆之時,遇上大埔火災,借此向各無私付出的仁者致敬。

鄒兆鵬博士

鄒兆鵬博士

鄒兆鵬博士 (Keith Chau) 是一位在商業和培訓教育領域有卓越貢獻的專家,並參與不同企業發展及培育初創企業,是一位實務型的學者,現為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顧問,及多間海外大學論文導師及考官。擁有超過二十年的專業顧問服務、行政管理和公開演講經驗。他的專長包括為不同機構設計和主持策略和人才培訓、管理能力發展、企業傳承和高層管理共識計劃。他也擅長將不同學說的優點和古今中西文化融合,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應用於培訓課程中,專注於提供有效的管理技巧,以幫助組織實現可持續發展。 鄒博士會在「仁面秀心」Do Well Do Good 欄目分享職人如何提升自身優勢;以仁德為本(仁),形於儀表風範(面),顯於才華能力(秀),而終歸於內在修為(心)。是一個由內而外、內外兼修的職人境界欄目。以四個面向為主軸並加插人物短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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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匯豐銀行(HSBC)宣布在新加坡設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Global AI Centre of Excellence)時,香港社會隨即引起廣泛討論。有人認為這只是跨國企業的正常業務部署,也有人擔心,這是否反映香港在全球創科競爭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畢竟,匯豐於1865年在香港創立,其發展歷程幾乎與香港由區域港口蛻變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步,即使今天集團總部設於倫敦,香港仍然是匯豐最重要的盈利市場之一。因此,當集團把肩負未來發展重任的全球AI研發中心設於新加坡,而非香港,難免令人思考,這個決定背後究竟釋放了甚麼訊號。 然而,若將焦點停留在「匯豐沒有選擇香港」,或將事件簡單解讀為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一場勝負,恐怕會錯失真正值得反思的課題。匯豐並非撤離香港,也沒有削弱香港作為其核心市場的地位;相反,這項部署反映的是跨國企業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新分配全球資源的新策略。今天,企業已不再按照歷史淵源或市場規模決定創新中心的位置,而是根據人才、生態系統、科研能力、算力基建,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環境等因素作出長遠部署。 事實上,每一個經濟時代都有不同的競爭法則。工業時代,比拼的是港口、物流和土地;金融全球化年代,則取決於法律制度、資本市場及金融基建;但踏入人工智能時代,競爭焦點已轉移至誰能提供最優秀的人才、最成熟的創新生態、最快的科研成果轉化,以及最值得信賴的AI治理制度。換言之,今天跨國企業尋找的不再只是金融中心,而是一個能夠持續孕育創新的城市。 正因如此,新加坡近年的發展值得香港深思。多年來,新加坡政府持續推動國家人工智能策略,積極投資科研、數據中心、高效能運算及人才培育,同時吸引Google、Microsoft、Amazon Web Services、NVIDIA等國際科技企業設立區域研發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AI創新生態。當頂尖企業願意落戶,世界各地的人才自然隨之而來;而人才聚集,又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投資,形成良性循環。對跨國企業而言,這種完整的創新生態,往往比單一稅務優惠或資助政策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杜拜近年的崛起同樣值得留意。阿聯酋早於2017年設立全球首位人工智能部長,其後推出《UAE AI Strategy 2031》,並透過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建立AI Campus,積極吸引全球AI企業及創投基金落戶,目標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建立國際影響力。由此可見,無論是新加坡還是杜拜,都不是單純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而是將AI視為未來經濟轉型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 相比之下,香港近年亦積極推動創科發展,包括建設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推動「InnoHK」科研平台,以及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創新科技產業。這些措施方向正確,亦展現政府推動AI發展的決心。然而,香港仍需面對幾項結構性的挑戰,包括高端AI人才供應仍然不足、科研成果商品化速度有待提升、國際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數目有限,以及本地創投市場近年較為審慎。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跨國企業部署高增值AI項目的意願。 不過,香港真正需要思考的,並不是如何複製新加坡或追趕杜拜,而是如何發揮自身獨特優勢。香港擁有世界級金融市場、普通法制度、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同時肩負「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重要角色。與其競逐成為AI工程師最多的城市,香港更應致力發展成全球領先的AI金融創新中心,把人工智能深度應用於銀行、保險、資產管理、跨境支付、監管科技、綠色金融等高增值領域,建立其他城市難以取代的競爭優勢。 除此之外,香港更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AI治理中的角色。未來國際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最先進的大型語言模型,更重要的是誰能建立值得世界信任的制度與標準。歐盟推出《AI Act》,美國持續完善AI安全政策,新加坡亦發展AI Verify等治理框架,均說明人工智能競爭正逐步由技術層面延伸至制度層面。如果香港只著眼於AI應用,而未能積極參與規則制定,未來便可能只能跟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標準。相反,若能結合普通法制度、金融監管經驗及國際化優勢,在金融AI治理、跨境數據流動、AI風險管理及數碼信任等領域建立具有國際認受性的制度,香港便有機會由AI應用者逐步發展成AI規則塑造者(Rule Shaper),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當然,要實現這個願景,政策配套仍然不可或缺。香港除了持續培育跨學科AI人才,亦需要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完善高效能算力及數據基建,建立更具國際公信力的AI治理制度,同時大力協助中小企數碼轉型。畢竟,香港九成以上企業屬於中小企,若人工智能只能惠及少數大型企業,整體經濟競爭力便難以真正提升。唯有讓AI成為所有企業提升效率、創新及拓展市場的共同工具,香港才能建立真正具韌性的AI經濟。 回顧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成功,每一次重大轉型,都不是依靠既有優勢,而是敢於把握全球經濟變革所帶來的新機遇。今天,人工智能正重新塑造金融、商業、教育及公共服務,也重新定義城市之間的競爭。匯豐選擇新加坡設立全球AI卓越中心,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案例;真正值得香港關注的是,未來十年,還會有多少跨國企業在部署下一代技術時,作出類似的選擇。 因此,香港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是未來的創新能力與國際話語權。歷史固然賦予香港獨特優勢,但未來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將取決於今天是否願意持續投資人才、科研、生態系統及制度建設。 匯豐的根在香港,但企業的未來永遠向着最具創新力的地方生長。 歷史可以成就一座城市,但唯有創新才能延續一座城市的競爭力。真正決定香港未來的,不是我們曾經擁有甚麼,而是今天願意投資甚麼;不是我們曾經創造過多少輝煌,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在人工智能時代,再次成為改變未來的引領者。 如果說過去六十年,香港憑藉金融連接世界;那麼未來六十年,香港更應以人工智能連接世界,以創新定義未來,以制度贏得信任,以人才創造價值。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全球AI競賽中,不只是保持競爭力,更能成為全球AI金融創新的重要樞紐,並在國際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中,發揮更積極、更具影響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