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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蕭有個約會

我和老蕭有個約會

大概是1979年前後吧,那時劉定堅剛高中畢業,到《麗的電視》應徵助理編劇,到場後但見人山人海,百計應徵者齊齊筆試,單憑中學學歷的我,連面試的機會也沒有,自然不可能成為當時統領麗的創作部,蕭若元旗下的小編劇了,這是我跟號稱才子的神人無緣結伴的一次。

及後在TVB當了編劇,我自制機會訪問黃玉郎,在訪問中顯得對港漫極具認識及熱情的我,立即被對方要求加盟,一直處心積慮渴望走進漫畫圈的我,當時卻一口拒絕了黃玉郎。為甚麼呢?因為我一直是《龍虎門》《醉拳》《如來神掌》的忠實讀者,我認為自己必然是港漫的一流創作人,原因是黃玉郎的創意早凋謝,而接手的蕭若元及其團隊,根本不懂得為漫畫編劇,我進去必然當老蕭下屬,自負的我當然不肯屈於他之下。

港漫編劇重點是人物的深度設計、招式的畫面設計、場面設計及鏡頭或畫面調度,蕭若元在以上各項正好最為差劣,故此我肯定他不可能有甚麼大成就。其後我獨立搞《玉郎漫畫》一戰成名,再搞《猛鬼寃魂》火速成為首席銷量冠軍,但其他人都不知道,我秘密為馬榮成的《中華英雄》編劇,瞬間令讀者層面拓展至大專校園,銷量由停滯在12萬之數,猛然拔升逾20萬,是第二名《龍虎門》近一倍數量,劉定堅充分理解武打漫畫創作之道,當然瞧不起黃玉郎三部作品的平凡創意了。當年我一個人壟斷武打、笑話、鬼故、愛情四大類別漫畫創作,我編劇的四類主流漫畫,全是銷量冠軍,創作唯我獨尊,證明拒絕屈於老蕭之下絕對決定正確!

《玉郎機構》上市後,蕭先生仍在公司,唯一的一次午飯碰面,他大談美、蘇之間的戰機與飛彈資料,絕對猶如活生生百科全書,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他的節目捧場客。但我非常明白,滿腦子知識跟創意無限是兩回事,其實我也碰過不少類近的創作人,他們都具備多方知識,很容易吸引聽眾,但結果都一樣,說到建立出色故事,都無能為力。老蕭近年搞由張衛健主演的《齊天大聖孫悟空》及《功夫足球》,都是超級垃圾作品,雖然明星一大堆,卻徹底慘敗,顯然超級老派的創意已遠離市場標準,他也從此再沒有碰電視劇了。電影發展方面,《3D玉蒲團》《一路向西》什至《天生愛情狂》,故事內容基本都不及格,希望《冰封俠》他不再沾手,也許會有好反應。

沒有人是完美的,蕭先生的頭腦已極為強勁,但單從故事創作而言,我認為他領風騷的時間已過去,從前麗的時期,他當然是市場上的超級高手,但走到電影圈卻必須有製作精英出手,因為影像設計顯然並非他的強項。他雖然非常欣賞當年自己搞漫畫時的表現,但我就是因為看見他的不濟,才不願意共事。唉!當年求入麗的跟隨對方,到了有機會合作又斷然拒絕,世事真搞笑!我從《中華英雄》到《刀劍笑》證明瞭自己的價值及地位,正正反映了他是絕對不適合當漫畫編劇的材料。

劉定堅

三十年前創作《蝦仔爹哋》,開創盧海鵬無釐頭金句,創下處境喜劇神話記錄的劉定堅,八十年代轉戰烽火連天的港漫市場,創作了最輝煌年代的《中華英雄》,並成為極少數的代表,只憑藉創作人身份,建立個人出版企業《自由人出版集團》,創作並出版了包括《刀劍笑》、《超神Z》、《狄克戀曲》、《賭聖》等等大批經典漫畫作品;及後進軍小說市場,《刀劍笑新傳》開創了周刋武俠小說神話,憑逾百部作品打開了中、港、台三地市場,經過長時間投入電影及動畫創作及製作,年多前開始進軍國內影視市場,身兼編劇、導演、製作人及投資者四合一身份,繼續挑戰更複雜的龐大市場,延展創作生命。 文章來源﹕ V1周報 (http://v1pa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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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匯豐銀行(HSBC)宣布在新加坡設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Global AI Centre of Excellence)時,香港社會隨即引起廣泛討論。有人認為這只是跨國企業的正常業務部署,也有人擔心,這是否反映香港在全球創科競爭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畢竟,匯豐於1865年在香港創立,其發展歷程幾乎與香港由區域港口蛻變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步,即使今天集團總部設於倫敦,香港仍然是匯豐最重要的盈利市場之一。因此,當集團把肩負未來發展重任的全球AI研發中心設於新加坡,而非香港,難免令人思考,這個決定背後究竟釋放了甚麼訊號。 然而,若將焦點停留在「匯豐沒有選擇香港」,或將事件簡單解讀為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一場勝負,恐怕會錯失真正值得反思的課題。匯豐並非撤離香港,也沒有削弱香港作為其核心市場的地位;相反,這項部署反映的是跨國企業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新分配全球資源的新策略。今天,企業已不再按照歷史淵源或市場規模決定創新中心的位置,而是根據人才、生態系統、科研能力、算力基建,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環境等因素作出長遠部署。 事實上,每一個經濟時代都有不同的競爭法則。工業時代,比拼的是港口、物流和土地;金融全球化年代,則取決於法律制度、資本市場及金融基建;但踏入人工智能時代,競爭焦點已轉移至誰能提供最優秀的人才、最成熟的創新生態、最快的科研成果轉化,以及最值得信賴的AI治理制度。換言之,今天跨國企業尋找的不再只是金融中心,而是一個能夠持續孕育創新的城市。 正因如此,新加坡近年的發展值得香港深思。多年來,新加坡政府持續推動國家人工智能策略,積極投資科研、數據中心、高效能運算及人才培育,同時吸引Google、Microsoft、Amazon Web Services、NVIDIA等國際科技企業設立區域研發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AI創新生態。當頂尖企業願意落戶,世界各地的人才自然隨之而來;而人才聚集,又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投資,形成良性循環。對跨國企業而言,這種完整的創新生態,往往比單一稅務優惠或資助政策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杜拜近年的崛起同樣值得留意。阿聯酋早於2017年設立全球首位人工智能部長,其後推出《UAE AI Strategy 2031》,並透過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建立AI Campus,積極吸引全球AI企業及創投基金落戶,目標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建立國際影響力。由此可見,無論是新加坡還是杜拜,都不是單純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而是將AI視為未來經濟轉型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 相比之下,香港近年亦積極推動創科發展,包括建設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推動「InnoHK」科研平台,以及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創新科技產業。這些措施方向正確,亦展現政府推動AI發展的決心。然而,香港仍需面對幾項結構性的挑戰,包括高端AI人才供應仍然不足、科研成果商品化速度有待提升、國際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數目有限,以及本地創投市場近年較為審慎。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跨國企業部署高增值AI項目的意願。 不過,香港真正需要思考的,並不是如何複製新加坡或追趕杜拜,而是如何發揮自身獨特優勢。香港擁有世界級金融市場、普通法制度、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同時肩負「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重要角色。與其競逐成為AI工程師最多的城市,香港更應致力發展成全球領先的AI金融創新中心,把人工智能深度應用於銀行、保險、資產管理、跨境支付、監管科技、綠色金融等高增值領域,建立其他城市難以取代的競爭優勢。 除此之外,香港更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AI治理中的角色。未來國際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最先進的大型語言模型,更重要的是誰能建立值得世界信任的制度與標準。歐盟推出《AI Act》,美國持續完善AI安全政策,新加坡亦發展AI Verify等治理框架,均說明人工智能競爭正逐步由技術層面延伸至制度層面。如果香港只著眼於AI應用,而未能積極參與規則制定,未來便可能只能跟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標準。相反,若能結合普通法制度、金融監管經驗及國際化優勢,在金融AI治理、跨境數據流動、AI風險管理及數碼信任等領域建立具有國際認受性的制度,香港便有機會由AI應用者逐步發展成AI規則塑造者(Rule Shaper),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當然,要實現這個願景,政策配套仍然不可或缺。香港除了持續培育跨學科AI人才,亦需要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完善高效能算力及數據基建,建立更具國際公信力的AI治理制度,同時大力協助中小企數碼轉型。畢竟,香港九成以上企業屬於中小企,若人工智能只能惠及少數大型企業,整體經濟競爭力便難以真正提升。唯有讓AI成為所有企業提升效率、創新及拓展市場的共同工具,香港才能建立真正具韌性的AI經濟。 回顧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成功,每一次重大轉型,都不是依靠既有優勢,而是敢於把握全球經濟變革所帶來的新機遇。今天,人工智能正重新塑造金融、商業、教育及公共服務,也重新定義城市之間的競爭。匯豐選擇新加坡設立全球AI卓越中心,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案例;真正值得香港關注的是,未來十年,還會有多少跨國企業在部署下一代技術時,作出類似的選擇。 因此,香港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是未來的創新能力與國際話語權。歷史固然賦予香港獨特優勢,但未來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將取決於今天是否願意持續投資人才、科研、生態系統及制度建設。 匯豐的根在香港,但企業的未來永遠向着最具創新力的地方生長。 歷史可以成就一座城市,但唯有創新才能延續一座城市的競爭力。真正決定香港未來的,不是我們曾經擁有甚麼,而是今天願意投資甚麼;不是我們曾經創造過多少輝煌,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在人工智能時代,再次成為改變未來的引領者。 如果說過去六十年,香港憑藉金融連接世界;那麼未來六十年,香港更應以人工智能連接世界,以創新定義未來,以制度贏得信任,以人才創造價值。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全球AI競賽中,不只是保持競爭力,更能成為全球AI金融創新的重要樞紐,並在國際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中,發揮更積極、更具影響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