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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機遇

風險與機遇

公司兩年多前在西藏拉薩承接了一所五星級酒店工程,派出一支團隊到拉薩長駐兩年,願意去高原工作的,多半抱著順道到處遊歷的心態,玩夠了支撐不住便要求調職或干脆辭職。項目後半期從成都來了位年青貌美、活潑開朗的文員,大學時讀的是室內設計,本來不怪,到拉薩玩嘛。後來業主裝飾部向她招手,待遇及工作性質都較現職優勝,就是不去留在不對口的機電公司當文員。當時心想天下有如此怪事?後來恍然大悟,原來美女看中公司年青工程師。此工程師才高八斗,是近年少見的能人。兩情相悅,互相傾慕,本是好事,但情事被上海家中兩老發現,要求青年斷絶交往,項目結束後回上海找對象。青年情急,向女友表白情況,美女當天收拾細軟,第二天立即飛回家。常言道:「婚姻是戀愛的墳墓,沒有婚姻的愛情是死無葬身之地 !」 這對戀人之後各找「墓地」去。青年本可抱得美人歸,很明顯在這危急時機,沒有準備好,幸事成了憾事。

機遇有個孖生兄弟 – 風險。若眼前不是吊着棵紅蘿蔔,那會勇往直前挺而走險。生活中常遇風險,選擇結婚對象、轉往更好的工作、接受新任務新挑戰,都存在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不知是你判斷力差還是配偶的假身技術好,婚結了後總覺得貨不對辦,但為時已晚,只能長嗟短嘆,黙黙承受。

十多年前公司承接一所位於大連的五星級酒店機電工程,在這之前我們只做過三星級小酒店,工程額也只有千多萬。突然承擔8千萬項目,而且當時正值起步階段,內部營運系統及團隊都在建立中,心中不無擔憂。但若放棄眼前良機,下次機會不知何時降臨,且這也是我們一直等候的項目,只是早來了一到兩年。不想錯失良機,只好挺而走險,全力以赴。評估過應有機會成功,但代價可能相當大,亦有可能是一仗功成萬骨枯。可能上帝聽了恒切祷告,項目出奇地順利,找來團隊主力盡是精英,投資方管理出色,十個月後64,000m2酒店進入試營業階段,賺取利潤又贏得掌聲,儘管前半段滿額汗,這為來年的1.5億項目奠下基礎。

2010年接到短訊邀請,加入攀登世界第七峰有魔鬼峰之稱的Dhaulagiri,發起人及助教都是國內攀山好手,但到尼泊爾登山,語言應是個障礙,因他們仍在努力,要攀完14座8千米高峰,故他們都選自己未登過這山,且也從中賺取利潤。評估風險後決定加入另一隊組織較完善的西藏登山隊攀登第六峰。有山友去了第七峰,到1號營即發現組織混亂,隨即退出,寧放棄已交10餘萬登山費。餘下7人在當地响導帶領下繼續攀程,在天氣及雪況良好下,3名隊員喪生,是罕見的山難。其原因是為省成本,路繩架設不足,造成教練及助教首先在雪坡下墜,响導下山找尋,餘下隊員迷路,引致兩名體能較佳隊員找路時下墜身亡,其他隊員等待救援過了一夜,又一人衰歇死亡。敎練及助教技術較好,制動有效不致墮進懸崖。若隊員使用GPS手錶,情況可能完全不同。

每逢機遇來到,緊隨其後的就是風險,沒有風險的工作,只是常規任務,Routine Works應不會令人心動興奮。風險的存在可以好大鑊,亦可以大獲全勝。想降低風險,必須動腦筋做功課。準確評估風險往往是最困難又最重要,若事事都需要做 Sensitivity Analysis 才知道問題輕重,保証累昏。要在初步評估得出較準結論及對策,需掌握對日常事情發展及演變的觸角,揣摩各可能性的機率,不同類型人物對事情反應及其內心所想,這些都需要在生活中觀察留意,亦即生活及工作的閱歷經驗。若生活一直都不經不覺,不要說預測,就是周遭正在發生什麼事,甚至已發生過的重要事件也糊里糊塗。對不熟悉的領域,花時間弄清楚,避免倉卒下結論。完成風險辨識再想對策,對症下藥,可能要用上博奕,心戰等技巧。間或遇上一些思想及邏輯混亂的人,又或過份自私的,而他們又富有決策權,更需絞盡腦汁,想出達到整體目標的方法。難! 對,是難的,容易的事,由一般人做,你應也自覺身手不凡,勇於挑戰吧!

人算不如天算,當事情向你不想的方向發展,已作了最壞打算的準備嗎?有人已盤算過多重不幸同時發生的可能,心中已作好奮力作戰的準備,真的是打不死,他們已立足不敗之地。大如發電廠、火藥庫,都做了風險評估,編制了危機應變手冊。家中雖沒有核電廠,手中無書,心中亦應有本屋漏逢夜雨的應對手冊吧!

人過了半生,都充滿機遇及喜悅,所取福份比付出多,心中感恩。不肯定是上帝保守,還是實踐聖經的原則所致,身邊總不乏能幫得上忙的人。

下次向女朋友表白前,不論是在患得患失或胸有成竹階段,都要做足功夫,整理危機對應辦法,以免馬失前蹄,抱撼終身。

K.D. Chu

K.D. Chu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Talent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ngineers Ltd. and Talent Projects Ltd. Graduated in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fro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1985, KD joined one of the leading engineering consulting firms in Hong Kong.  He held some prestigious projects like Times Square, City University Campus in his early career life.  He got his Chartered Engineer qualification in 1991 and obtained the Master Degre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fro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03. KD started his career venture and established Talent in 1992.  Talent currently has branch offices in Beijing, Shanghai, Chengdu and Shenzhen. KD is a nature lover as well as a sport enthusiast. He takes part in challenging activities such as mountaineering expeditions, sailing regatta, overseas marathon races etc.  He also enjoys some other sports like diving, sailing, snowboarding and mountain climbing etc. In 2011, he even reached the summit of Mt Ev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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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匯豐銀行(HSBC)宣布在新加坡設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Global AI Centre of Excellence)時,香港社會隨即引起廣泛討論。有人認為這只是跨國企業的正常業務部署,也有人擔心,這是否反映香港在全球創科競爭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畢竟,匯豐於1865年在香港創立,其發展歷程幾乎與香港由區域港口蛻變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步,即使今天集團總部設於倫敦,香港仍然是匯豐最重要的盈利市場之一。因此,當集團把肩負未來發展重任的全球AI研發中心設於新加坡,而非香港,難免令人思考,這個決定背後究竟釋放了甚麼訊號。 然而,若將焦點停留在「匯豐沒有選擇香港」,或將事件簡單解讀為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一場勝負,恐怕會錯失真正值得反思的課題。匯豐並非撤離香港,也沒有削弱香港作為其核心市場的地位;相反,這項部署反映的是跨國企業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新分配全球資源的新策略。今天,企業已不再按照歷史淵源或市場規模決定創新中心的位置,而是根據人才、生態系統、科研能力、算力基建,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環境等因素作出長遠部署。 事實上,每一個經濟時代都有不同的競爭法則。工業時代,比拼的是港口、物流和土地;金融全球化年代,則取決於法律制度、資本市場及金融基建;但踏入人工智能時代,競爭焦點已轉移至誰能提供最優秀的人才、最成熟的創新生態、最快的科研成果轉化,以及最值得信賴的AI治理制度。換言之,今天跨國企業尋找的不再只是金融中心,而是一個能夠持續孕育創新的城市。 正因如此,新加坡近年的發展值得香港深思。多年來,新加坡政府持續推動國家人工智能策略,積極投資科研、數據中心、高效能運算及人才培育,同時吸引Google、Microsoft、Amazon Web Services、NVIDIA等國際科技企業設立區域研發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AI創新生態。當頂尖企業願意落戶,世界各地的人才自然隨之而來;而人才聚集,又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投資,形成良性循環。對跨國企業而言,這種完整的創新生態,往往比單一稅務優惠或資助政策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杜拜近年的崛起同樣值得留意。阿聯酋早於2017年設立全球首位人工智能部長,其後推出《UAE AI Strategy 2031》,並透過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建立AI Campus,積極吸引全球AI企業及創投基金落戶,目標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建立國際影響力。由此可見,無論是新加坡還是杜拜,都不是單純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而是將AI視為未來經濟轉型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 相比之下,香港近年亦積極推動創科發展,包括建設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推動「InnoHK」科研平台,以及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創新科技產業。這些措施方向正確,亦展現政府推動AI發展的決心。然而,香港仍需面對幾項結構性的挑戰,包括高端AI人才供應仍然不足、科研成果商品化速度有待提升、國際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數目有限,以及本地創投市場近年較為審慎。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跨國企業部署高增值AI項目的意願。 不過,香港真正需要思考的,並不是如何複製新加坡或追趕杜拜,而是如何發揮自身獨特優勢。香港擁有世界級金融市場、普通法制度、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同時肩負「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重要角色。與其競逐成為AI工程師最多的城市,香港更應致力發展成全球領先的AI金融創新中心,把人工智能深度應用於銀行、保險、資產管理、跨境支付、監管科技、綠色金融等高增值領域,建立其他城市難以取代的競爭優勢。 除此之外,香港更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AI治理中的角色。未來國際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最先進的大型語言模型,更重要的是誰能建立值得世界信任的制度與標準。歐盟推出《AI Act》,美國持續完善AI安全政策,新加坡亦發展AI Verify等治理框架,均說明人工智能競爭正逐步由技術層面延伸至制度層面。如果香港只著眼於AI應用,而未能積極參與規則制定,未來便可能只能跟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標準。相反,若能結合普通法制度、金融監管經驗及國際化優勢,在金融AI治理、跨境數據流動、AI風險管理及數碼信任等領域建立具有國際認受性的制度,香港便有機會由AI應用者逐步發展成AI規則塑造者(Rule Shaper),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當然,要實現這個願景,政策配套仍然不可或缺。香港除了持續培育跨學科AI人才,亦需要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完善高效能算力及數據基建,建立更具國際公信力的AI治理制度,同時大力協助中小企數碼轉型。畢竟,香港九成以上企業屬於中小企,若人工智能只能惠及少數大型企業,整體經濟競爭力便難以真正提升。唯有讓AI成為所有企業提升效率、創新及拓展市場的共同工具,香港才能建立真正具韌性的AI經濟。 回顧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成功,每一次重大轉型,都不是依靠既有優勢,而是敢於把握全球經濟變革所帶來的新機遇。今天,人工智能正重新塑造金融、商業、教育及公共服務,也重新定義城市之間的競爭。匯豐選擇新加坡設立全球AI卓越中心,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案例;真正值得香港關注的是,未來十年,還會有多少跨國企業在部署下一代技術時,作出類似的選擇。 因此,香港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是未來的創新能力與國際話語權。歷史固然賦予香港獨特優勢,但未來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將取決於今天是否願意持續投資人才、科研、生態系統及制度建設。 匯豐的根在香港,但企業的未來永遠向着最具創新力的地方生長。 歷史可以成就一座城市,但唯有創新才能延續一座城市的競爭力。真正決定香港未來的,不是我們曾經擁有甚麼,而是今天願意投資甚麼;不是我們曾經創造過多少輝煌,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在人工智能時代,再次成為改變未來的引領者。 如果說過去六十年,香港憑藉金融連接世界;那麼未來六十年,香港更應以人工智能連接世界,以創新定義未來,以制度贏得信任,以人才創造價值。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全球AI競賽中,不只是保持競爭力,更能成為全球AI金融創新的重要樞紐,並在國際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中,發揮更積極、更具影響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