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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毒男手記】 做Freelancer豈止「炒散」咁簡單

【辦公毒男手記】 做Freelancer豈止「炒散」咁簡單
現今社會就業性質多變,過去的單純「打工」或「做老闆」二分法已無法完全描述職業形態。你可能覺得奇怪:唔係打工又唔係做生意,那麼究竟是甚麼?答案是「做Freelancer」( 自由職業者 )。
 
「吓做freelance?咪即係『炒散』(從事非固定的散工工作)!」
 
Freelancer可分為5大類
辦公毒男想告訴你,有些人做Freelance固然屬「炒散」性質,但亦有人視作經營一盤生意,所以不能一概而論。根據《Author’s analysis of Freelancers Union》的報告,自由工作者可分為五大類:
1. 沒有任何僱主、自由從事任何工作的「Independent contractor」
2. 有一個主要僱主,兼職從事Freelance的「Moonlighter」
3. 有兩個或以上僱主,以專業技能承接外包工作的「Diversified worker」
4. 以全職形態承接臨時和短期工作的「Temporary worker」
5. 擁有自己的公司,自由承接工作的「Freelance business owner」
 
 
根據上述定義,理論上只有第四種才算是「炒散」;其餘呢,你可稱為「兼職王」或「經營生意」也無不可。
 
甚麼人會從事Freelancer呢?正所謂時勢做英雄,有時做Freelancer也是時勢做成的呢。譬如近日香港的就業情況,就很容易產生新的Freelancer。據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9月19日表示,2019年6至8月經季節性調整的最新失業率雖維持2.9%,但個別行業失業率升幅相當快,包括飲食業、零售業和酒店業。其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率升至4.6%,創下兩年新高。出口方面,香港的出口於今年6及7月分別下跌9%及5.7%,跌幅已持續九個月並正在惡化;進出口貿易及批發行業的失業率,亦自年初1.9%低位上升至最新的2.4%。專家警告,縱使現時香港的失業率仍是低位,但如果信心仍是低迷,可能出現裁員潮,而且來得很急,特別是貿易相關的職業。
 
企業延後請長工  暫聘Freelancer補缺
一場來勢洶洶的大浪即將到來,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發展,並非甚麼危言聳聽的「預言」。但是,有人力顧問指其他行業仍求才若渴,只是開徵新職位的時機可能延後。
 
企業面對經濟不景氣不敢貿然招募新人,打工仔眼見外面風高浪急,自然不敢隨便辭工,想轉工的也大多「停一停,諗一諗」再說,這形成職場空缺的流動性更低,已失業或本年投入勞動市場的人便更難搵工。可是,企業仍需營運,工作仍需人手去幹,既然為謹慎起見不聘請長期員工,改用兼職員工,或外聘Freelancer協助工序,便成為企業的避險手段。而打工仔因找不到長工,暫且從事Freelance的人亦由此誕生。
 
有人樂做Freelancer
可是別誤會,這不是說所有Freelancer都是迫於無奈地擔任。我們不妨參考美國和中國的發展狀況,從而預視香港的趨勢。據獨立工作者組織Freelancers Union在2016年10月發布的調查,美國約有5,500萬人從事自由職業,佔美國勞動人口35%。他們涵蓋不同學歷背景,其中「高中或以下」及「學士學位」佔最高比例,分別是逾30%和逾20%,其餘「專上教育」、「副學士」及「研究生」,皆佔約15%。而據商務社群網站LinkedIn預測,美國2020年自由職業者的比例,將進一步上升至佔勞動人口的43%。這顯示,勞動市場很大部分的工作正被「自由職業化」。
 
至於中國,根據人民智庫的「自由職業者」生存發展報告 ( 2019 ),大部分受訪者,無論他本身是否正從事自由職業,都認為自由職業有「很大可能」( 51.7% ) 甚至「一定會」( 12.7% ) 成為未來的一大趨勢。而願意成為Freelancer的理由,過半數受訪者指出是因為「工作時間不固定」( 56.5% ) 及「生活較為輕鬆」( 51.9% )。
 
可見,許多自由職業者並非因為「失業」或「找不到長期工作崗位」才當上Freelancer,其原因可以「顧名思義」—— 為了「自由」。
 
有些人,尤其上一輩的人士,一聽到這種擇業理由,立即本能反應式認定:「呢啲咪『廢青』囉!怕辛苦,怕受束縛,不肯承擔責任!」筆者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這種想法實在失諸片面,甚至可說流於偏見。因為,從事自由職業者所得到的「自由」,並非單單為了「舒適」,而是可從中得到從事固定工作的人沒有的「優勢」。
 
 
優勢與挑戰
其中一項顯而易見的優勢是「彈性」,這方便不同人士配合生活需要而承接不同工作。譬如有些年輕人擁有多種技能,他可能懂得拍片 ( 拍攝影片 ) 同時又懂得網購貿易。如果他只是簡單地「打份工」,很可能只能發揮一種長處 ( 甚至擔當一些完全不能發揮個人所長的崗位,例如銷售員 );但若他從事自由職業者,便可以靈活安排自己甚麼時候處理網購貿易,甚麼時候又接一些「拍片Job」。他甚至可以把兩種強項二合為一,為自己的「業務」增值。
 
美國高達53%的自由職業者表示,具競爭力的自由職業者,雖然沒有僱傭保障,但他們認為擁有一個多元的客戶組合,比起服務單一僱主對自己更有保障。另外有55%的小企業東主表示,公司正與一組穩定的客戶群持續合作。其實,做Freelancer並非「炒散」咁簡單,尤其「Diversified worker」和「Freelance business owner」,他們更應視自己為經營一盤以個人專長為產品的生意。
 
可以說,Freelancer既是自己的老闆,亦是自己的推銷員、秘書、財政、Marketing。自由職業者需向兜售自己的才能、主動向外打交道以爭取機會,思考日後的業務增長點。他們甚至須具備法律常識,以便保障自己權益。
 
當然,從事自由職業者亦自有這一行的困難與辛酸,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收入沒保障、不穩定,沒有受僱於企業帶來的福利保障,而工作經驗也較難列於個人履歷表上。
 
所以,若你有正職在身,在公餘之時開展個人Freelance工作是較穩妥的做法,因為這樣做有較大「容錯空間」,而且可慢慢吸收經驗,增強人脈和客戶群,連帶增加收入。如你下定決心從事全職自由職業者,便應盡早把自己磨練得「周身刀,張張利」。除了靠「試誤法」去累積經驗外,坊間亦不乏課程講座和專門書籍,由過來人教路如何掌握Freelancer竅門,這亦有助你減少行冤枉路,早日踏上專業的Freelance生涯呢。

辦公毒男

前記者,現職獵頭公司小薯。因為夠「八」,所以各行各業的狀況及求生之道也「唔知多都知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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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匯豐銀行(HSBC)宣布在新加坡設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Global AI Centre of Excellence)時,香港社會隨即引起廣泛討論。有人認為這只是跨國企業的正常業務部署,也有人擔心,這是否反映香港在全球創科競爭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畢竟,匯豐於1865年在香港創立,其發展歷程幾乎與香港由區域港口蛻變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步,即使今天集團總部設於倫敦,香港仍然是匯豐最重要的盈利市場之一。因此,當集團把肩負未來發展重任的全球AI研發中心設於新加坡,而非香港,難免令人思考,這個決定背後究竟釋放了甚麼訊號。 然而,若將焦點停留在「匯豐沒有選擇香港」,或將事件簡單解讀為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一場勝負,恐怕會錯失真正值得反思的課題。匯豐並非撤離香港,也沒有削弱香港作為其核心市場的地位;相反,這項部署反映的是跨國企業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新分配全球資源的新策略。今天,企業已不再按照歷史淵源或市場規模決定創新中心的位置,而是根據人才、生態系統、科研能力、算力基建,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環境等因素作出長遠部署。 事實上,每一個經濟時代都有不同的競爭法則。工業時代,比拼的是港口、物流和土地;金融全球化年代,則取決於法律制度、資本市場及金融基建;但踏入人工智能時代,競爭焦點已轉移至誰能提供最優秀的人才、最成熟的創新生態、最快的科研成果轉化,以及最值得信賴的AI治理制度。換言之,今天跨國企業尋找的不再只是金融中心,而是一個能夠持續孕育創新的城市。 正因如此,新加坡近年的發展值得香港深思。多年來,新加坡政府持續推動國家人工智能策略,積極投資科研、數據中心、高效能運算及人才培育,同時吸引Google、Microsoft、Amazon Web Services、NVIDIA等國際科技企業設立區域研發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AI創新生態。當頂尖企業願意落戶,世界各地的人才自然隨之而來;而人才聚集,又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投資,形成良性循環。對跨國企業而言,這種完整的創新生態,往往比單一稅務優惠或資助政策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杜拜近年的崛起同樣值得留意。阿聯酋早於2017年設立全球首位人工智能部長,其後推出《UAE AI Strategy 2031》,並透過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建立AI Campus,積極吸引全球AI企業及創投基金落戶,目標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建立國際影響力。由此可見,無論是新加坡還是杜拜,都不是單純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而是將AI視為未來經濟轉型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 相比之下,香港近年亦積極推動創科發展,包括建設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推動「InnoHK」科研平台,以及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創新科技產業。這些措施方向正確,亦展現政府推動AI發展的決心。然而,香港仍需面對幾項結構性的挑戰,包括高端AI人才供應仍然不足、科研成果商品化速度有待提升、國際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數目有限,以及本地創投市場近年較為審慎。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跨國企業部署高增值AI項目的意願。 不過,香港真正需要思考的,並不是如何複製新加坡或追趕杜拜,而是如何發揮自身獨特優勢。香港擁有世界級金融市場、普通法制度、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同時肩負「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重要角色。與其競逐成為AI工程師最多的城市,香港更應致力發展成全球領先的AI金融創新中心,把人工智能深度應用於銀行、保險、資產管理、跨境支付、監管科技、綠色金融等高增值領域,建立其他城市難以取代的競爭優勢。 除此之外,香港更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AI治理中的角色。未來國際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最先進的大型語言模型,更重要的是誰能建立值得世界信任的制度與標準。歐盟推出《AI Act》,美國持續完善AI安全政策,新加坡亦發展AI Verify等治理框架,均說明人工智能競爭正逐步由技術層面延伸至制度層面。如果香港只著眼於AI應用,而未能積極參與規則制定,未來便可能只能跟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標準。相反,若能結合普通法制度、金融監管經驗及國際化優勢,在金融AI治理、跨境數據流動、AI風險管理及數碼信任等領域建立具有國際認受性的制度,香港便有機會由AI應用者逐步發展成AI規則塑造者(Rule Shaper),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當然,要實現這個願景,政策配套仍然不可或缺。香港除了持續培育跨學科AI人才,亦需要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完善高效能算力及數據基建,建立更具國際公信力的AI治理制度,同時大力協助中小企數碼轉型。畢竟,香港九成以上企業屬於中小企,若人工智能只能惠及少數大型企業,整體經濟競爭力便難以真正提升。唯有讓AI成為所有企業提升效率、創新及拓展市場的共同工具,香港才能建立真正具韌性的AI經濟。 回顧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成功,每一次重大轉型,都不是依靠既有優勢,而是敢於把握全球經濟變革所帶來的新機遇。今天,人工智能正重新塑造金融、商業、教育及公共服務,也重新定義城市之間的競爭。匯豐選擇新加坡設立全球AI卓越中心,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案例;真正值得香港關注的是,未來十年,還會有多少跨國企業在部署下一代技術時,作出類似的選擇。 因此,香港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是未來的創新能力與國際話語權。歷史固然賦予香港獨特優勢,但未來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將取決於今天是否願意持續投資人才、科研、生態系統及制度建設。 匯豐的根在香港,但企業的未來永遠向着最具創新力的地方生長。 歷史可以成就一座城市,但唯有創新才能延續一座城市的競爭力。真正決定香港未來的,不是我們曾經擁有甚麼,而是今天願意投資甚麼;不是我們曾經創造過多少輝煌,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在人工智能時代,再次成為改變未來的引領者。 如果說過去六十年,香港憑藉金融連接世界;那麼未來六十年,香港更應以人工智能連接世界,以創新定義未來,以制度贏得信任,以人才創造價值。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全球AI競賽中,不只是保持競爭力,更能成為全球AI金融創新的重要樞紐,並在國際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中,發揮更積極、更具影響力的角色。

【職場 Hacker】運用SHOW 框架:如何打造個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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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Sarah 是一位資深顧問,專業能力很強,但她有一個問題:沒有人知道她。 「Kenneth,我做了很多專案,也幫客戶解決了不少問題,」Sarah 說。「但當別人有需要時,第一時間總不會想起我。我應該怎樣提升自己的能見度?」 「你需要的不是單純曝光,」我說。「你需要讓別人看見清晰、可信,而且有證據的專業價值。SHOW 框架可以幫你。」 什麼是 SHOW 框架? SHOW 是 MAKER 層中 Exposure(曝光展示)模組的實踐框架,幫助你把專業能力轉化為別人看得見、找得到和願意相信的個人品牌。 SHOW 代表四個步驟: Sarah 的 SHOW 策略 我用 SHOW 框架幫 Sarah 將多年累積的專業能力,整理成別人容易理解與信任的個人品牌。 S – Signal(信號) 我先問 Sarah:「別人第一次認識你時,你希望他們記住甚麼?」 Sarah 說:「我希望他們知道,我不是一般顧問;我擅長用數據協助企業看清轉型問題,並把策略真正落實。」 我告訴她:「這就是你的專業信號。你不需要向所有人介紹所有能力;你要讓目標客戶一聽便明白,你為誰解決甚麼問題。」 於是,Sarah 把自我介紹整理為一句清楚的定位:「我協助企業以數據釐清轉型問題,並將策略轉化為可執行的行動。」 H – Hub(中心) 第二步,是為這個定位建立一個中心。 Sarah 過去的經驗散落在不同簡報、舊履歷和通訊錄中。別人即使聽過她,也很難快速找到她的案例、觀點和聯絡方式。 我建議她先把 LinkedIn 個人頁面當作主中心:清楚寫上專業定位、整理代表案例、列出可提供的服務方向,並放置聯絡方法。 我告訴她:「你的 Hub 不一定要很複雜,但必須讓有需要的人,一進來便找到你是誰、做過甚麼,以及如何與你聯絡。」 O – Output(成果) 第三步,是持續讓專業成果被看見。 Sarah 不再只在完成專案後把經驗留在公司內部。她開始將不涉客戶機密的學習整理成短文、分享簡報和實用工具。 她每週在 […]

ESG 政策與物業管理的進化:從綠色建築到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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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ESG(環境、社會及管治)政策成為全球共識,物業管理早已不再局限於傳統日常營運與保安清潔,而是可持續發展、實踐「碳中和2050」目標的關鍵樞紐。ESG報告已成為上市公司與房地產基金的常規披露項目,物管團隊不再只是單純的設施維護者,更是碳數據蒐集、減碳目標執行與成效匯報的核心單位,因此需要建立標準化碳審查、能源及廢物監控機制,以便追溯各項樓宇指標可。 香港已訂立在2035年前將碳排放較2005年水平減半,並定下在2050年或之前,商業及住宅樓宇分別減少三至四成及兩至三成用電的方向,物業管理正是推動「節能綠建」與「全民減廢」的前線核心力量。要實踐這些目標,不能只依賴新建大廈的綠色設計,更要透過持續的物業營運管理,把減碳理念融入日常營運的每個細節,從冷凍機組、升降機、公共照明的節能調校,到分類回收、廚餘收集、減少一次性用品等安排,同時配合「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的政策方向,減低堆填區溫室氣體排放。 物管團隊可借助分項電錶、感應裝置、物聯網及人工智能去監察用電模式,優化設備運作時段,在盡量不影響住戶舒適度的前提下節省能源;另一方面, BEAM Plus為物管提供系統化的可持續管理框架,透過節能改造、高效設備更換、隔熱改善及光伏系統安裝等工程,長遠可壓縮營運開支,達成業主、住戶及物管公司三贏的局面。硬件升級以外,社區參與這項軟實力同樣舉足輕重,管理公司可透過環保工作坊、零碳挑戰、二手市集等活動,推廣節能減廢的生活模式,引導業戶改變生活習慣,令ESG由制度條文,扎根成為社區共同的生活價值。 優質的綠色管理有助實現環境效益與資產價值同步提升,物業管理者必須具備將ESG融入資產全生命週期管理的宏觀思維,善用科技與物聯網進行智慧化能源管理與風險監控,並協調業主、租戶、政府及供應商等,共同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共融社區,引領香港物業管理走向更加綠色、智慧與具社會責任的新時代,為行業與社會創造長遠價值。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前任主席 鄭玉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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