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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種開會最痛

5種開會最痛
聽到「開會」兩個字,唔知你有咩感受?如果講得出鍾意返工嘅人係鬼上身,咁講得出鍾意開會嘅人一定係貞子纏身。喺公司入面,無論你係身處高位定係一塊薯皮,難免間唔中都要開下會。開會呢件事有好有壞,開得有意義的話可以大大推進工作進度,但開得冇意義就係浪費緊公司資源同別人嘅生命。成功嘅企業家好似Amazon嘅 CEO Jeff Bezos同SpaceX & Tesla嘅CEO Elon Musk對開會質素都好有要求,但唔知點解好又多老細都唔明白呢個道理,仍要打工仔承受呢啲開會最痛:
 
1.唔知點解要去開會
 
有時喺Outlook收到開會嘅邀請,明明想Decline但又一定要Accept。有好多會都好無謂,明明唔關自己事但又要去開,但老細叫到,唔去又唔得。結果浪費時間之餘,仲攪到收工要OT。成功嘅老細明白時間就是金錢,有前SpaceX嘅員工講過,話Elon Musk有一次開會指住一個員工問:「你開會到而家都冇講過嘢,點解你會喺度?」意思即係話如果個會唔關你事就唔該你唔好坐喺度。喺SpaceX一個工程師時薪達80-100美元,唔關佢事又坐喺度就等於浪費緊公司金錢。你係咪覺得如果你老細都咁英明就好?
 
2.太多無謂人坐喺度
 
有時你會發現有啲會唔知點解有好多人列席坐喺度,而佢地坐喺度唔知為乜,唔知來龍去脈又無端端插把嘴埋嚟。開會太多人會影響效率,甚至會令人分心。Jeff Bezos就提出過有名嘅兩個Pizza理論,佢話開會嘅人數應該係兩個Pizza一定會食得飽,如果唔係就證明開會嘅人數太多。
 
3.開會冇目的
 
公司入面有時有好多例會都可以係毫無目的。例會例會,即係例牌要開嘅會,就算冇目的都一定要開嘅會。最浪費人生嘅莫過於呢種會,定時定候去開,有事嘅就出聲,唔關事嘅就坐喺度聽。成個會漫無目的,淨係匯報下自己做緊乜,遇著有人佔據大量時間,就算唔關自己事都要坐半日先出得返嚟。開會應該係為做決策而開,要匯報的話send個email都攪得掂,唔需要個個坐曬喺度開會咁浪費資源。
 
4.遇著長氣袋
 
開會最怕遇上啲表達能力差、說話遊花園唔講重點嘅人。明明想表達嘅意思只係兩個字,但總要花十句說話去講,以顯得自己好多嘢講。呢種人最浪費開會時間,聽佢講多一陣都驚瞓著覺。會議入面有一個都唔掂,如果有兩個以上,一邊要忍住唔好瞌眼瞓,一邊要扮認真真係好痛苦。
 
5.開會無準備
 
要會議有效率,每個與會嘅人喺開會之前都應該知道會議嘅目的,而喺開會前都要好似去廸廸尼一樣做足準備。又係SpaceX嘅前員工爆料,同Elon Musk開會一定要做足準備,如果佢問你問題你答唔出就只有自求多福。但喺好多公司裡面,有時啲會嘅目的又唔清晰,開會嘅人又唔做準備,結果成班人坐埋都唔知傾咗啲乜,真係好想舉手話「冇咩事我都係返出去做嘢先」。

HR小薯蓉

HR小薯蓉 Facebook Page blogger ,做咗HR十年多,由薯仔做到變薯蓉。見盡奇形怪狀CV、見工奇行種、各式各樣嚇死HR事件,深明做HR嘅辛酸。堅信人先係公司最大資產,專業能夠改變HR邪惡嘅形象。2016年開設 個人網誌 ,2017年5月推出《我係邪惡HR》一書,貼地分享HR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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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匯豐銀行(HSBC)宣布在新加坡設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Global AI Centre of Excellence)時,香港社會隨即引起廣泛討論。有人認為這只是跨國企業的正常業務部署,也有人擔心,這是否反映香港在全球創科競爭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畢竟,匯豐於1865年在香港創立,其發展歷程幾乎與香港由區域港口蛻變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步,即使今天集團總部設於倫敦,香港仍然是匯豐最重要的盈利市場之一。因此,當集團把肩負未來發展重任的全球AI研發中心設於新加坡,而非香港,難免令人思考,這個決定背後究竟釋放了甚麼訊號。 然而,若將焦點停留在「匯豐沒有選擇香港」,或將事件簡單解讀為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一場勝負,恐怕會錯失真正值得反思的課題。匯豐並非撤離香港,也沒有削弱香港作為其核心市場的地位;相反,這項部署反映的是跨國企業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新分配全球資源的新策略。今天,企業已不再按照歷史淵源或市場規模決定創新中心的位置,而是根據人才、生態系統、科研能力、算力基建,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環境等因素作出長遠部署。 事實上,每一個經濟時代都有不同的競爭法則。工業時代,比拼的是港口、物流和土地;金融全球化年代,則取決於法律制度、資本市場及金融基建;但踏入人工智能時代,競爭焦點已轉移至誰能提供最優秀的人才、最成熟的創新生態、最快的科研成果轉化,以及最值得信賴的AI治理制度。換言之,今天跨國企業尋找的不再只是金融中心,而是一個能夠持續孕育創新的城市。 正因如此,新加坡近年的發展值得香港深思。多年來,新加坡政府持續推動國家人工智能策略,積極投資科研、數據中心、高效能運算及人才培育,同時吸引Google、Microsoft、Amazon Web Services、NVIDIA等國際科技企業設立區域研發中心,逐步建立完整的AI創新生態。當頂尖企業願意落戶,世界各地的人才自然隨之而來;而人才聚集,又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投資,形成良性循環。對跨國企業而言,這種完整的創新生態,往往比單一稅務優惠或資助政策更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杜拜近年的崛起同樣值得留意。阿聯酋早於2017年設立全球首位人工智能部長,其後推出《UAE AI Strategy 2031》,並透過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建立AI Campus,積極吸引全球AI企業及創投基金落戶,目標是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建立國際影響力。由此可見,無論是新加坡還是杜拜,都不是單純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而是將AI視為未來經濟轉型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 相比之下,香港近年亦積極推動創科發展,包括建設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推動「InnoHK」科研平台,以及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創新科技產業。這些措施方向正確,亦展現政府推動AI發展的決心。然而,香港仍需面對幾項結構性的挑戰,包括高端AI人才供應仍然不足、科研成果商品化速度有待提升、國際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數目有限,以及本地創投市場近年較為審慎。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跨國企業部署高增值AI項目的意願。 不過,香港真正需要思考的,並不是如何複製新加坡或追趕杜拜,而是如何發揮自身獨特優勢。香港擁有世界級金融市場、普通法制度、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同時肩負「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重要角色。與其競逐成為AI工程師最多的城市,香港更應致力發展成全球領先的AI金融創新中心,把人工智能深度應用於銀行、保險、資產管理、跨境支付、監管科技、綠色金融等高增值領域,建立其他城市難以取代的競爭優勢。 除此之外,香港更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AI治理中的角色。未來國際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最先進的大型語言模型,更重要的是誰能建立值得世界信任的制度與標準。歐盟推出《AI Act》,美國持續完善AI安全政策,新加坡亦發展AI Verify等治理框架,均說明人工智能競爭正逐步由技術層面延伸至制度層面。如果香港只著眼於AI應用,而未能積極參與規則制定,未來便可能只能跟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標準。相反,若能結合普通法制度、金融監管經驗及國際化優勢,在金融AI治理、跨境數據流動、AI風險管理及數碼信任等領域建立具有國際認受性的制度,香港便有機會由AI應用者逐步發展成AI規則塑造者(Rule Shaper),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 當然,要實現這個願景,政策配套仍然不可或缺。香港除了持續培育跨學科AI人才,亦需要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完善高效能算力及數據基建,建立更具國際公信力的AI治理制度,同時大力協助中小企數碼轉型。畢竟,香港九成以上企業屬於中小企,若人工智能只能惠及少數大型企業,整體經濟競爭力便難以真正提升。唯有讓AI成為所有企業提升效率、創新及拓展市場的共同工具,香港才能建立真正具韌性的AI經濟。 回顧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成功,每一次重大轉型,都不是依靠既有優勢,而是敢於把握全球經濟變革所帶來的新機遇。今天,人工智能正重新塑造金融、商業、教育及公共服務,也重新定義城市之間的競爭。匯豐選擇新加坡設立全球AI卓越中心,只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案例;真正值得香港關注的是,未來十年,還會有多少跨國企業在部署下一代技術時,作出類似的選擇。 因此,香港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是未來的創新能力與國際話語權。歷史固然賦予香港獨特優勢,但未來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將取決於今天是否願意持續投資人才、科研、生態系統及制度建設。 匯豐的根在香港,但企業的未來永遠向着最具創新力的地方生長。 歷史可以成就一座城市,但唯有創新才能延續一座城市的競爭力。真正決定香港未來的,不是我們曾經擁有甚麼,而是今天願意投資甚麼;不是我們曾經創造過多少輝煌,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在人工智能時代,再次成為改變未來的引領者。 如果說過去六十年,香港憑藉金融連接世界;那麼未來六十年,香港更應以人工智能連接世界,以創新定義未來,以制度贏得信任,以人才創造價值。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全球AI競賽中,不只是保持競爭力,更能成為全球AI金融創新的重要樞紐,並在國際人工智能治理體系中,發揮更積極、更具影響力的角色。